近日，有河南信阳实验高中学生向媒体表示，学生会干部以查违纪的名义向学生收取贿赂： “这个时候你不给他交钱，他就给你处分，给你申报老师。”另据报道，有知情人透露，学生会干部在没收学生手机后，私下向学生收取每台300元的费用以归还手机，并不上报给老师。
对此，河南信阳实验高中发布通报称，经初步调查，确认情况属实。目前，对涉事的4名学生会干部已清退出学生会，并将根据公安机关的调查结果进一步处置。
这是让人五味杂陈的一幕。尽管这几年，关于一些高校学生会干部“耍官威”、“秀权力”的荒诞剧，已曝光过不少。但当类似事件“下沉”到高中校园，还是让人格外惊诧。
事件发生后，一种常见的责问是：这些尚未成年的高中生，还真把自己当“官”了？从目前披露的一信息来看，这些学生会干部的确堪称“大权在握”。
因为他们的“索贿”，就是建立在拥有没收学生手机这一“合法”权力的基础之上。当然，所谓的“合法”，是指获得了学校管理者的“授权”，或至少是默许。
这种“授权”，本身是非常可疑的。要知道，学生会作为高中校园的学生自治组织，其主要职责是联系和服务广大同学，成为连接学校和学生的桥梁与纽带。而此事中的学生会干部，却拥有了没收其他学生手机的“权力”，这明显超出了学生会干部原本的“职能”范畴。
对于中学校园来说，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学生“执法”学生的事情？而且，为何这些学生会干部会习得某些腐败现象的社会玩法？对于他们的年龄而言，太过超前了。即便不是收受贿赂，也可能涉嫌敲诈勒索。这种官场文化与价值观念，为何这么早就被这些学生运作得如此娴熟？该所学校对学生会的价值导向或管理文化方面是否出现了问题？
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，放在高中学生会干部身上也是如此。当学生会干部拥有了特别的权力，上演“权钱交易”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对于这些初尝权力滋味的学生会干部来说，这种权力置于学校—学生的现实关系中，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“绝对”的。比如，对构成“违纪”的手机的没收与否，以及是否把相关情况汇报给老师，学生会干部都存在一定的“自决”空间。由此，“滥用”权力进行“变现”的空间也就出现了。
这种现象，甚至无关对成年人的模仿，而就是人性使然。只不过，具体的表现或许会有所差异。比如，有的可能是直接的“权钱交易”，有的则可能是变为对学生的变相霸凌，等等。
从学生会的功能定位看，学生会干部当然不是“官”。但是，当赋予他们某种对学生“发号施令”的权力后，实际就是把他们往“官”的方向推，而不再是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桥梁，更难称得上是学生的“服务者”。
所以，这样的“索贿”事件出现，与其说是这些学生会干部对自身的角色理解发生了偏差，不如说是该校中的学生会组织的自我定位已发生了“异化”。这样的现象，并非孤例。近几年曝光的一些“耍官威”的学生会干部，往往都是以“管理”学生的“权力者”的面目出现——从查手机到查寝，等等。
这样的角色异化，除了一些学生会干部被授予了本不该承担的“权力”和“职责”，可能也与一些学校内部的管理文化有关，甚或校园对于学生会的角色引导方面，出现了偏差。
在此事中，就有两个细节，值得深思。
其一，据媒体报道，有知情人称，该校学生会干部存在这样的行为时间已久，很多同学怕被报复不敢说，有同学曾向学校举报过，但学校并没有重视此事。
“存在已久，有举报，也未受重视”，如果这些细节属实，也就是说，学校管理者如果能够重视学生的反馈和“监督”，类似的学生会干部所表现出的“优越感”或“滥权”倾向，本是可以得到及时遏制的。那些原本在未成年人的学生会干部身上不该有的权力冲动，也不至于如此大肆流露。
其二，涉事学校最近发布了一则“加强对学生会工作监督的通知”，其中一些主要表述很值得玩味：学生会建立“亮身份、受监督、创服务”为主要内容的工作机制，不得威胁打骂学生，不得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；学生会成员工作时，任何人不得私自没收学生物品，包括手机(违规购买零食除外)，不得包庇违纪学生；不得以任何理由翻查寝室内部物品；不允许和学生有借钱、带饭、代买东西等任何经济往来，严禁以违纪为由向学生索要财物等；一经核实将严肃处理……
这些要求，单拎出来每一条显然都是正确的。但是，它们整体的话语风格，却给人以一种与高中学生及其学生会管理不相称的“成熟感”。可以想见，接收到这些要求的学生会干部，固然能感受到规则的严肃性，但同时不自觉地更强化了某种自己就是“干部”和“官”的身份幻觉。甚至，它给学生制造了一种更强烈的权力文化的熏陶。
中学阶段是学生思想观念成型的重要时期，会深刻影响学生未来的人生之路。学生会这种自治组织的角色定位问题，学生加入学生会的角色理解问题，也是非常重要的价值导向。
毕竟，中学是教育之所在，而非钻营之场域。学校应该在价值观念方面对学生起到良好的引导作用，无论是从思想教育层面，还是从校园管理层面，都需要给他们树立一个健康良性的文化氛围。